《黑暗时刻：希特勒、大屠杀与纳粹文化》(上、下)，单世联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

　　齐邦媛曾在《巨流河》中说：“二十世纪，是埋葬巨大悲伤的世纪。”那场史诗般的灾难，它是黎明前汹涌的浪涛，冲刷着殉国者的血、流亡者的泪，卷走了亲人与欢乐，没收了信仰和未来……唯独留给无辜人的，是一段无法抹去的悲痛记忆。“今年，是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。之所以是“纪念”而非“庆祝”，也许是因为，即便穷尽人类全部的生活经验也很难想象，“胜利”会与“悲伤”划上等号：那是人类历史上，最黑暗的时刻！

　　黎明前的黑暗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黑暗吞噬了黎明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单世联先生，在新书《黑暗时刻：希特勒、大屠杀与纳粹文化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中这样解释二战的黑暗：“人类启蒙，期盼的乌托邦，随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而幻灭了。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实是崩溃了，但随之而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，而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。”文明的乌托邦在屠杀与炮火中倒退为野蛮，进而如马丁·杰所证：“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上的。”引导我们通向未来的文化竟成了屠杀的帮凶！难道还有比这更黑暗的时刻吗？

　　文化是如何帮助希特勒建立极权并引发这场灾难的呢？纳粹极权的建立主要倚傍意识形态宣传和集体组织，前者需要利用文化艺术，后者需要利用节日庆典，更多时候此二者是同时发生的。如书中所述，希特勒精于演讲，纳粹需要动员广大群众，所以纳粹的一个重大发明，是周期性地、不停顿地组织各类大规模集会以宣传纳粹主义、制造个人迷信。除了希特勒堪称艺术的演讲，音乐、绘画、电影等艺术作品也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比如，著名电影艺术家莱妮·里芬施塔尔的《意志的胜利》用艺术的手法将1934年的党代会描绘得庄严澎湃。在这里，电影的作用不仅是记录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形式建构起一个乌托邦、一个政治神话，以鼓动集体的无意识狂欢。作者认为，政治审美化的后果之一，是艺术的政治化；其次是全民武化；再次是身体规训；最后是对原始和野蛮的美化。

　　此外，节日庆典也是他们建立极权的重要手段：“任何一个参加过纽伦堡集会、被响彻云霄的‘万岁’震撼过的人，都会感到强烈的情绪气氛和身心冲击。”节日的狂欢成功地使现代性的个体联合起来，把屠刀交到他们手中，让他们挥向自己的同胞。然而，正如莫娜·奥祖夫在《革命节日》中所述，“革命的节日狂热乃是一部充满失望的历史。”“在这种情况下，节日不过是在虚假地欢庆天下太平与和衷共济。节日变成了一种伪装：其使命是掩盖凄惨的现实，其本身成为镶贴在凄惨现实上的装饰。”狂欢不可能是历史的常态，它终将归于平静；极权不可能是政权的保障，它必定走向毁灭。诚如作者所言：“纳粹德国并非极权主义国家，而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幅讽刺画。”

　　纳粹大屠杀标志着西方传统价值与文明规范的瓦解，因为启蒙倒退为野蛮，文明与暴政共存。但文化艺术并不天然指向恶，也不天然指向善；它像火，可以焚毁世界，也可以成就文明；它不会消失，也无法回避，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。“‘奥斯维辛之后’继续原来的诗歌是野蛮的，因为它无视大屠杀的存在。但‘奥斯维辛之后’仍然有诗歌，这是一种新的诗歌、新的语言。”因此，人类的下一个黎明并不是文明的乌托邦；面对文化艺术，我们需要更加合理的意义建构。

　　单世联先生说：“忘却过去就是背叛，但记住了过去就能克服过去吗？历史一再表明：人类似乎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。”文明人类需要做的，并非只是铭记这段历史，而是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它的意义生产。(刘广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