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走出帝制：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》    秦晖    群言出版社

　　秦晖并非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，然而，他最近出版的《走出帝制》，或许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。本书不以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见长，却以宏观的视野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。而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观照，在严密的逻辑推论和擘肌分理的辨析中尽显无遗。作者的许多观点一经提出，读者就再难放下，不得不跟着书中的思路去探寻。

　　以辛亥革命为例。近年来，有关辛亥的研究众说纷纭，用秦晖的话来说，“‘演员’越来越清晰，‘剧本’越来越模糊”。换言之，对于这场革命，很多人缺乏宏观的把握，对于这场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缺乏精准的理解和把握。乃至有不少学者提出，若中国当时没有推翻帝制，建立君主立宪制会更好。更有甚者，认为“保守主义者”走得更远，他们认为，革命不如立宪，立宪不如维新，维新不如洋务；孙黄不如李(鸿章)张(之洞)，孙文不如袁世凯，光绪不如慈禧。

　　然而，秦晖告诉读者，当时的清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，即君主仍然享有独裁权力；而立宪派想搞的却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，两者的差别，比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要大得多。而革命派反对保留君主，并非因为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的差别，而是因为革命派要以“反满”为口号，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。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都要废除帝制，实行宪政民主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只在于，若皇帝放弃皇权，甘当“虚君”，则不必强行废君；若皇帝坚持不放弃皇权，立宪派也不排除“小百姓一齐要动蛮”。由于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，不愿做“虚君”，因此走向了暴力冲突。立宪派、革命派加上会党以及朝廷内部的军阀、政客等一齐造成了清廷的垮台。

　　在秦晖看来，当时，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，即便当时是汉族政权执政。革命派连汉族君主也不愿接受，立宪派愿意接受“虚君”而不在乎其为“异族”。当时以立宪派势力最大，若加上朝廷，只要清廷愿意接受“虚君”，革命即很难发生。但是，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，王室没有我国的古代王朝专制，而且更受敬畏，没有“市井之间人人可欲”。而中国人真实的传统之中，国人崇奉君主，主要是因为慑于“法术势”。因此，在立宪君主制下，失去了法术势的“虚君”很难得到像英、日等国君主那样的尊重。历史上，君主一旦大权旁落，其命运就堪虞。法道互补形成了中国的专制传统，而儒家并不支持虚君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，而是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。

　　在近代史学者马勇看来，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，它推翻了帝制，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，堪称中国的“光荣革命”。但是，也有人认为，辛亥革命失败了。秦晖认为，从事实判断来说，说辛亥革命成功大体不错。从价值判断来说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孙文虽然说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，但并未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。在我看来，很多学者有此一说，主要是因为中国建立的共和制未能持久，当时的国会政治，未能满足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追赶现代化的焦虑之心。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夺取政权之后，列宁向中国强行输入了政党革命，并且花费巨资扶持了国共两党，从组织方式和人员培训上给予了大力支持。从政治学的观点来说，当时的中国受限于客观条件，很难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。

　　首先，当国家构建与建立民主体制同步进行时，前者具有优先性。福山认为，构成一个政治秩序的是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：国家、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机制。而国家构建是很多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，有效的国家构建往往是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。而国家建构的成功与否，与战争、政治改革和民族认同相关。

　　以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形来看，中国的国家权力显然未能完成有效的整合和必要的集权，而军事力量的地方割据以及日俄对中国的侵略，更导致了国家建构的巨大压力。外患迫在眉睫，虎视眈眈且步步紧逼，没有为解除内忧留下充足的时间。即便蒋介石继承孙文遗志，完成“统一大业”，按照王奇生《党员、党权与党争》的研究，他所建立的也只是一个“弱势独裁”政权，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很有限。至其1949年败走大陆，军事权力分散，地方割据的情形一直没变。而日本的侵略，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构建，并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。抗战之后的国共两党决战，同样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影响。并且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。这一点，与美国的情形形成了明显差异：美国在建国以后，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，以及当时军事技术发展的限制，没有陷入到欧洲的战争纠纷中，从容地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建构，并逐步形成了明确的国家认同。

　　在《现代中国的起源》中，孔飞力将政治参与、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，李侃如在《治理中国》中对于中国做出了展望，这些与秦晖的趋向基本一致。无论如何，走出帝制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。而秦晖在《走出帝制》中还进一步指出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价值实为从日本引入的“个人自由”，它在反家族的同时，又提倡个人献身于国家，“为君绝父”。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不反法，实际上是认错了敌人———这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不会一帆风顺的注解。正如钱乘旦《世界现代化历程》中所言，现代化是一个新事物，它不可拒绝也无法阻挡。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，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将格外困难。但是，对抗现代化，或者想以钱乘旦所云“反现代化”的立场螳臂当车，只能是自不量力。中国既然已经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，就不可能允许“反现代化”长期存在。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桂源铺》所云：“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到得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或许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以及更多的耐心。(张弘 自由撰稿人，北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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